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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志內容

國家沒有忘記南僑機工

黃炎宋,馬來西亞歸僑,祖籍廣東惠陽。1920年1月,出生于馬來亞吉隆坡。1939年4月,隨南僑機工“回國抗戰服務團”回國,到西南運輸處擔任汽車兵,在滇緬公路上運送抗戰物資。后在福建省建陽汽車修配廠工作,八級修車工,一級駕駛員。

最早是祖父先到吉隆坡的,他在那邊做橡膠工人。后來,我祖父在吉隆坡成了家,我祖母懷孕后就回到國內生產。我父親出生在廣東,他后來也去馬來亞做了橡膠工人。我小時候家里比較窮,上午陪母親去地里割橡膠,下午才回來念書。就這樣,我在一個私塾學校念了兩年書。我家里共有十個兄妹,我排行老大,下面有三個妹妹和六個弟弟。我們居住在華人區,那里的人們基本上都種植橡膠。

我14歲時,開始在距離吉隆坡100多公里的巴亨勞勿小鎮上的一家汽修廠學習修理汽車。

“九一八”事變后,我們經常參加陳嘉庚先生組織的抗日活動,譴責日本軍隊在中國的侵略和暴行,有時也搞一些募捐活動?!捌咂摺笔伦兒?,日本全面入侵中國,當時,馬來亞的很多報紙都揭露和報道了日本人的侵略罪行。我也覺得應該為自己的祖國做一點事情。正好,那時陳嘉庚先生在南洋成立了“籌賑會”,為祖國抗戰募集資金、人員和物資。我當時19歲,在汽車修理廠已工作5年,聽說正招募機工,就報名參加了。

那時候,我們報名參加的南僑機工,很多人都是瞞著父母的,直到快要啟程的時候才告訴父母。我也是這樣的情況。1939年4月1日,我搭乘掛著“回國抗戰服務團”紅條幅的卡車出發了,第一天先到了吉隆坡。那天中午,我們在一個華僑開的餐廳吃飯,老板看到我們這一批熱血沸騰的愛國青年,深受感染,特意送上了一桌免費大餐,還親自敬酒為我們送行。第二天,我們到達新加坡,在那兒和南洋各地趕到的300多名機工匯聚后,乘坐海船啟航。經過四天四夜的海上航行,我們到達了越南河內,然后從河內改坐火車,經過七天七夜,抵達祖國云南昆明?;貒窔v時半月之久。


我們是第三批回國服務的華僑機工。到昆明后,我們先去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西南運輸處,在昆明潘家灣軍訓了一個月。我們的軍訓是不帶槍的,主要是訓練軍隊禮儀。軍訓結束后,我被分配到運輸處十二大隊第五中隊第一小隊,每個小隊有七輛美國卡車。我們的待遇還不錯,每個月有30塊錢,其余的衣食住行都由部隊統一提供。當然,吃飯雖然由部隊食堂提供,但自己也要出一些錢,住宿是免費的。

云南的七八月份,正趕上雨季,道路非常泥濘不好走。雖然我們坐在駕駛室里,但渾身上下經常是濕漉漉的。每出一趟車,我們都要在路上行駛三四天,從中緬交界處運貨到內地。當時,云南、貴州一帶公路的危險主要體現在橋和彎,現在電視上經??吹降摹岸牡缽潯?,就是昆明通往貴陽道路上一個叫店前的地方。我們每次路過“二十四道彎”時,車速都必須減至4-5公里/小時,像蝸牛一樣緩慢爬行。車技好的駕駛員都要半小時才能通過,其中,還有三個彎是一定要倒車才能通過的。不要認為這些彎路都是危險的,有時,它也能成為機工躲避日軍飛機掃射的避難所。我們行車時,經常聽不到飛機飛來的轟鳴聲,但是老百姓對我們很好,一聽到飛機響,他們就朝我們做一個特殊手勢——食指往天上指,這時,我們就會趕快把車開到彎角處,下車躲避日軍的掃射。

以前在汽修廠做工時,我主要是修理汽車,但在西南運輸處,司機奇缺,所以,我也就被派去開車了。那時,每出一次車,會有一些補貼。1940年初,日軍進攻越南,通往昆明的一座大橋被日軍炸斷了。當時,在越南小鎮同登火車站囤積著大量進口的航空汽油,為了防止這批物資落入敵手,必須立即運往昆明。所以,運輸處緊急成立了一支運輸隊,派往廣西鎮南關搶運物資。這支運輸隊有300多人,都是從各大隊抽調的精干司機,我也參加了。那時,運輸條件非常艱苦,白天有日軍飛機轟炸,我們只能在太陽落山后,從鎮南關出發,前往越南同登。裝滿物資后,再迅速往回趕。由于晝夜顛倒,機工們非常辛苦,白天只能在車上和衣而睡,一日三餐也沒有著落。前后持續了一個多月,終于成功地把數千噸航空汽油搶運到昆明。

1941年下半年,西南運輸處更換了一大批八噸的“萬國”牌新卡車,我和一起從巴亨勞勿鎮來的老余搭檔開一輛車。一次,雨夜搶運物資,我們的車在路上拋錨了,我們只能冒雨搶修,全身淋了個透。第二天,老余就打起了“擺子”,中午時,我把老余送到大隊醫療站,自己又匆匆上路了。三天后,當我返程路過大隊醫療站時,才知道老余送到醫院后不久就去世了,我心里非常難過,同伴的最后一面也沒見到。后來,我整理老余遺物時,發現除了幾件衣服,還有一張我們從巴亨勞勿鎮出發時9個機工的合影。

我在西南運輸處工作了近3年時間。1942年,滇緬公路中斷后,運輸處開始對我們這批機工不聞不問,很多人流落到社會上,有的機工選擇回家,有的機工又出國了。那時,我不愿意再回到馬來亞,因為回到那兒也是做工,還要受外國人管制。于是,我就跟著運送回國華僑的車子來到了福建建陽。


來到建陽后,最初我是給一些老板開車,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。1945年2月,我在南平巧遇了一位第三戰區美國空軍情報聯絡站南平分站的司機,他推薦我到美國空軍情報站江西鉛山總站為美軍開汽車。當時,這個聯絡站有五名美國軍官、兩部車,我因車技好做了站長格士上尉的司機。我們經常要去的地方是長汀機場。有一次,在江西鉛山一帶一架美國“飛虎隊”戰機墜落,第二天,我就開車和格士上尉一起接回獲救的飛行員,并把他們送到長汀機場。

日本投降后,美國人撤走,我也就失業了。后來,我和幾個機工合股在永安買了一輛舊車,做起了運輸小生意。我也在這里娶妻成家。1956年,國家開展公私合營運動時,我們被合并到福建省運輸公司建陽分公司并享有股權,每個季度能分到一些股息,直到“文革”才被取消。后來,這些股息被加到工資里了。

1958年,我被調到建陽汽車修配廠,1979年12月,我在汽修廠退休。退休時,我是廠里的八級修車工和一級駕駛員。后來,我又在廠里做了3年技術顧問,培養了很多徒弟。  

現在,馬來西亞還有我的一個妹妹和五個弟弟,他們曾回來看望過我幾次。而我再也沒有回過吉隆坡。

雖然我們回國為國家作了一點事情,但這并不算什么,可國家一直沒有忘記我們這些南僑機工。退休這些年來,我的退休工資上調了好幾次。去年,國家還出資為我修建了新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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