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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志內容

池田大作的簽名本

文、圖/侯  軍

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、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先生,于11月15日以96歲高齡逝世。聞知此訊,回想起我與池田先生的一段書緣,以表對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事業的池田大作先生的緬懷。

——作者題記


我對池田大作感興趣是因為他擅長寫對話?,F代社會是一個對話的時代,而我的職業又要求我必須學會跟別人交流思想和觀點,因此,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,我就開始嘗試寫作一組與文化學者和作家藝術家的系列對話,這個系列一直持續了15年左右,直到1999年我的對話集《問道集》出版。

我對池田大作先生的認知恰恰是與這個對話系列的寫作同步而行的:1986年,我讀到了他與英國史學泰斗阿諾爾德·湯因比的對話錄《展望二十一世紀》;1988年,我讀到了他與意大利有名的羅馬俱樂部會長、經濟學家奧銳里歐·貝恰的對話錄《二十一世紀的警鐘》;到了90年代,我又讀到了他與中國著名武俠小說大師、史學家兼報人金庸先生的對話《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》??梢哉f,單就對話這種文體而言,池田大作無疑是一個不懈的探索者和實踐者,他的諸多社會理想、宗教觀念、人文關懷以及審美趣味,大部分是通過對話這種形式來表達的。作為一個著名的日本社會活動家、宗教和文化學者,池田大作的成功,從某種意義上說,也可以說是他擅長對話的成功。1994年初,深圳大學邀請池田大作先生來深演講,并授予他名譽教授的學銜。當時,我所供職的報社就把這個采訪任務派給了我。我在拿到池田先生在深的行程安排之后,立即開始了案頭準備,也就是重新翻閱了我所能找到的他的著作。如果說,以前我主要是讀他的對話,那么,這回除了重溫那兩本對話集之外,我又找出了一本早就買來卻一直沒讀過的《池田大作選集》,可謂“惡補”了一番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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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次,池田大作在深圳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緊湊,實際可利用的采訪時間和機會很少,要想單獨采訪更是不可能的。我只是在他演講開始之前的那次短暫的記者見面會上,得到了一個提問的機會。我當時好像是問了一個有關東西方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的問題。這問題其實也是從他與西方學者的對話中,引申出來的。池田大作先生對此有些驚奇,他很認真地做了回答,并且特意對我的提問表示了甚為得體的欣賞。只是限于時間,他說他無法展開論述,希望日后有機會再與深圳的朋友們深入討論這個問題。故事就發生在那次見面會后:當池田先生走上講臺開始演講的時候,忽然有一位隨行擔任翻譯的中國學者來到臺下的記者席,他是來找我的。他客氣地說,剛才你的提問很有水準,連池田先生都感到有些意外,沒想到在深圳會有人關注這類文化問題。他問我何以會提出這樣的問題?我簡單介紹了一下我對池田先生的“閱讀經歷”以及我與諸多學者已經和正在進行的系列對話,他說那就不奇怪了。就在那一刻,我忽然記起近日“惡補”所用的幾本書,恰好就裝在我的書包里,何不近水樓臺,請池田大作先生簽名留念呢?我當即把這個想法告訴了那位翻譯,他說他可以在會后請示一下池田先生,叫我散會后等他一下。散會了,他急匆匆地跑上臺去,不一會兒就轉了回來,說池田先生很爽快地答應了,只是他馬上要去參加市政府舉辦的晚宴,已經上車出發了。他讓我把書帶給他,晚上簽好之后再設法送還給你。我隨即把包里的三本池田大作的書交給了這位熱心的同胞。那天晚上,我一直在報社加班,除了要寫池田大作來訪的稿件之外,還要審閱明天見報的文藝版大樣。大約八點左右吧,樓下的總編室打來電話,說有兩個日本人來給我送東西,讓他們放在樓下他們說什么也不答應,一定要親自交給我本人。我連忙請他們上來。幾分鐘后,只見兩位西裝革履的日本中年人找上樓來,其中一位的手里還拿著一張我的名片。我迎上去跟他們搭話,那位拿名片的會幾句簡單的中文,他先是認真地對我“驗明正身”,確信我就是他們要找的人之后,才借助手勢比劃著告訴我說,池田先生利用晚宴的間隙已經把三本書都簽好了,本來是讓那個翻譯送來的,可是池田先生又離不開他,就讓我們倆專程給您送來。接著就介紹那位不會講中文的先生,是日本創價學會本部的一位部長,而他本人則是創價學會駐香港的負責人。該說的都說完了,才鄭重其事地從一個精致的紙袋子中,取出那三本池田大作的書,一本本展示給我看:這一本是用中文簽的,那一本是用英文簽的,還有一本是豎著簽的,統統地簽上日期,統統地蓋了印章,還統統地墊上了襯紙……

好家伙,日本人的那個認真勁兒啊,真讓我有點不知所措。展示完了,又嘰哩哇啦說了一通日語,我以為這就算“禮畢”了,誰知人家又拿出一個精致的紙袋子,雙手捧獻給我,我趕忙接了過來,打開一看,原來是一本印刷精美的攝影集,作者正是池田大作——這是池田先生回贈給我的禮物,這倒使我有些意外,也有些感動。我請那兩位日本朋友轉達我對池田先生的謝意,他們兩人深深地鞠躬告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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